中国珐琅器的海外传播之路

2019-04-29 10:50作者: 艺市纵横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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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双凤纹掐丝珐琅盘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近代博览会中的中国珐琅器

文 | 于蒙群

刊于《艺术市场》杂志2019年3月号

元代由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的珐琅器,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工艺发展,衍生出掐丝珐琅(景泰蓝)、錾胎珐琅、画珐琅(珐琅彩)等金属工艺品种,逐渐成为今日全球盛名的中国工艺品之一。

在珐琅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1840年至1949年是其从皇家珍玩转向民间工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珐琅器不仅从宫廷扩散至民间,更走向了海外。

1915年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华民国展区中国景泰蓝及屏风

笔者通过对中外档案文献的考证,中国珐琅器的海外传播之路是由各类博览会、赛会、展会主导的。基于此,笔者试图完整梳理中国珐琅器参加博览会的历史,并根据相关特征将其分为“珍奇出洋”与“出口佳品”两个不同阶段,由此勾勒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珐琅器的艺术市场史。

珍奇出洋——19世纪博览会中的珐琅器

学者马敏认为,近代博览会有三项基本含义:其一是展览观摩,其二是奖励比赛,其三是推广销路。概括而言,它是品类复杂的展览会、劝业会、劝工会、工艺会、农产会、渔业会、博览会等的统称。

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历史从1851年英国伦敦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开始。徐荣村带着他的“荣记湖丝”参加伦敦世博会,并获得金奖。在这之后,大量的中国艺术品、手工业品、工业品、农产品漂洋过海参加各类海外展会,以求推广销路。

珐琅器作为展品参加博览会的历史从1862年开始。最早的文献记载是伦敦世博会上评委会关于中国参展品的评语:“中国和日本展区拥有许多历史时期的珍惜物品……景泰蓝制品、中国瓷器、印花皮革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东方艺术品充满了这一展区。”(《1862年世界博览会评奖委员会关于36类展品的报告书》,伦敦威廉·克罗兄弟出版社,1863年)珐琅器因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受到各方青睐。《1862年伦敦世博会上的工艺美术与雕塑佳作》中就刊载了列为佳作的3只景泰蓝花瓶。

1867年,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上首次出现独立的中国馆,但这并非中国人建造,而是法国汉学家德里文侯爵凭借自己对东方文化的热爱而筹设的。其中,有“布瓦修男爵、戴尼先生收藏的景泰蓝和由额德古尔与波盖先生收藏的来自圆明园藏品的首饰,这些展品均由圣德尼侯爵(即德里文)陈设于中国展馆内,或置放于广场的亭子内”。(Tome ler,Histoire du Travail,section érangére,p.241.)笔者猜测,这些法国人收藏的景泰蓝很有可能来源于圆明园。

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是中国第一次由官方组织和出席的世界博览会。但承担组织与代表工作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以赫德为首的外籍中国海关工作人员。海关不仅承担世博会展品的征集工作,还负责在世博会上销售等业务。当时,赫德要求各关税务司在参展品的征集中“须咨询物主的意见,要求物主对愿意在博览会上售出的展品给出最低价格,负责展品的税务司有权以此价或高于最低价的价格出售该展品,并把收入还给物主;若不愿在博览会上出售的,则在会毕运回中国并交还物主”。(Pub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ⅣService Series,No.7: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1861-1875)(I),No. 13 of 1872,Hart to Commissioners,17 December,1872,Shanghai: :187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这种双赢模式得到普遍认可,所以征集了大量展品。

在维也纳世博会上参展的中国展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属于中国通商口岸贸易统计里包含的各类样品、标本以及来自民间的各类展品,“共有三四百箱”,按海关的编号约有5320号;其中,江海关(上海)选送了16组2029号展品,除了农业土产外,就是以“纺绸、茶壶、烟盒、景泰盒子等”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品 (China. Statistical Department. Port Catalogu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Collection of the Austro-Hungarian Universal Exhibition, Vienna, 1873: To Illustrate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roducts [M].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Press, 1873)。这里的“景泰盒子”是指运用掐丝珐琅技艺制作的工艺品。

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中国馆橱柜照  (2012年春拍)

3年后,中国第二次有组织地参加1876年的费城博览会时,中国的展品在数量和价值上进一步提高“中国赴会之物,计七百二十箱,值银约二十万两。”([清]李圭著,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页)其中,珐琅器在展品中的地位提高不少,展陈于中国馆显要的位置,“各省绸缎、雕牙、玩物、银器及贵重之品。左列武林胡观察景泰窑器。右列粤省漆器、绣货、镜屏……地方虽形挨挤,而布置有法,愈觉华美可观。物件悉遵华式,专为手工制造,无一借力机器。”([清]李圭著,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9页)

1876年,李圭受赫德委派前往费城考察博览会。在考察中,李圭发现中国展品受欢迎的程度在各国中当属第一,物产以丝、茶、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器为最,铜器、漆器、银器、藤竹器次之,若玉石器几无过问者。从中可以看出,景泰蓝在当时中国工艺品中的地位,且在国际范围中也十分受欢迎。

景泰蓝受欢迎的原因:一方面是掐丝珐琅这种工艺源自优德vip方,海外人士能够迅速理解并识别;二是在器形、纹饰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满足外国人对于东方文明的好奇心,所以是最受欢迎的。

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世博会纯粹是由赫德的中国海关运作办理的,中国商人很少参加。而在1876年费城博览会上,开始有一些商人敏锐地观察到了博览会带来的商机,他们在会场中逐渐熟悉洋人的趣味,为下次置货参会做好准备。

在19世纪的博览会中,珐琅器更多是作为一种代表东方文明的珍奇异宝,以满足优德vip方人的猎奇心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量圆明园珐琅器流入欧美,且大多由皇室、博物馆收藏,在博物馆展出的过程中,珐琅器在欧美逐渐被接受并欢迎,这为各类博览会中出现的各类珐琅器奠定了良好的销售基础。

出口佳品——20世纪中外博览会中的珐琅器

进入20世纪后,全球博览会进入了集中迸发的大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参加世界博览会的频率及规模与日俱增。此时,北京工艺商局已经创办,并生产以珐琅器为主的手工艺品。珐琅器的参展也因有北京工艺商局的带动,发展到频频获奖的新高潮,进而促进了珐琅器的海外销售。“去年(1902)赴河内赛会,景泰蓝及地毯皆得头等文凭。”

工艺商局创办人黄思永之子黄中慧是留美学士,颇有创意“携有蓝作工人(即景泰蓝工匠)十余名在会场开工制造,优德vip人观其成器之难,无不啧啧称赏。计凡造一器须费十六次手工、一月之久,始能告竣”。这种展览方式在当时十分新颖,也让优德vip方人了解到景泰蓝制作的复杂与困难,并愈来愈喜爱景泰蓝。由于效果良好,工艺展示的形式延续到了1904年。京师工艺局在圣路易斯万博会上展示了景泰蓝的生产过程,并于《1904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品目录》中附有详细的景泰蓝制作过程英文介绍。([美]居蜜主编.1904年中国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图录[一]·中国参展文化交流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在参加河内博览会的同时,工艺商局还积极筹备参加1903年的大阪博览会。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初九日,收总税司赫德函称:“项准工艺局督办黄大人来函以奉属南洋大臣张电饬,将本局制造珐琅器皿若干件由京送赴金陵验收以便转运大阪博览会为比赛之用云云。兹已备妥珐琅器皿计三十四件,共装四木箱,值价一千两。因系官物请发给免税执照等因,准此。”总税务司查此项珐琅器皿系官运赴会之件,应否发给免税执照之处理合?函请鉴核,早为示复。俾得遵办可也。(《准工艺局督办来函奉南洋大臣电饬将本局珐琅器皿若干件由京赴金陵验收转运博览会之用已备妥共装四箱应否发给免税执照请早为示复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02-13-012-06-049,时间:1903-1-7.)

《南洋饬运工艺局器皿赴大阪赛会应准免税由》

《准工艺局督办来函奉南洋大臣电饬将本局珐琅器皿若干件由京赴金陵验收转运博览会之用已备妥共装四箱应否发给免税执照请早为示复由》

南洋大臣回复称:

“本部查工艺局所造器皿系属出售之件,不得援官物免税之例办理,惟赛会物件向准免税,该工艺局所运珐琅器皿既专供赛会之用自可发给免照。为此函复台端,既希查照办理可也。”(《南洋饬运工艺局器皿赴大阪赛会应准免税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02-20-001-01-016,时间:1903-01-10.)

这则档案是对前一则档案的回复,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据当时清政府外务部调查,工艺局制造的珐琅器皿是出售的,具有市场属性。34件珐琅器皿价值一千两,平均每件29.4两。由此可见,工艺局制造的珐琅器价格还是较为高昂的。其二,税务司对赴海外参加赛会的珐琅器皿发给免税执照也说明当时清政府对于工艺品参加海外博览会的支持。

北京工艺商局参加美国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是盛况空前的。“北京工艺商局赴美赛会货品已发两次,第一次货价约六万圆,第二次货价约十万圆。货品以珐琅、地毯为大宗,而古玩、玉器、雕漆等物亦兼有之。”(赛会志略[J]. 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第51-52页)在这次博览会中,工艺局“专为赴美赛会定做景泰蓝狮、象各一对,尺寸与真兽相等,可谓独具特色”。(《大公报》1904年1月13日)通过全球性质的博览会,中国珐琅器的美名逐渐远播,为日后本土珐琅器的外销打下了坚实基础。珐琅器作为重要展品参加博览会的历史持续近半个世纪,其地位在外国人士眼中已经与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传统的大宗外销货物齐名,成为列居其上的重要货物。奥地利维也纳猎务会曾对中国驻奥公使表示:“中国瓷器、珐琅、茶叶、绣货为环球所艳称,奥国尤酷爱之,倘令华商携货来会,于贵国商业必有利益。”(宣统元年(1909)《农工商部劝谕参赛札文》)从这一则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欧洲诸国对珐琅的喜爱还略高于茶叶与丝绸、刺绣。

博览会这一新兴事物在国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逐渐成熟规范。清末新政后,各地督抚都在寻求强国富民的方式;其中,南洋通商大臣端方在考察列国博览会之后,意识到博览会对于国家农工商务发展的重要性,先致电北京农工商部,游说欧美各国“农工商务兴盛无不由赛会而起,近来英、德、奥、法、比、意连年比赛,工艺发达程度日高。日本维新之初,政府出重资提倡国内开会,胪陈之品限以本国。近因进化甚速已预定开万国博览会,足见赛会一事于工艺影响最大,然苟非由中央政府实力提倡,必不能遽收成效”。(光绪三十四(1908)年四月十四日《端方致农工商部电》,端方档案)

1908年12月,端方正式上折皇帝,奏请开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物品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之后,虽然人事更迭,张人骏接任两江总督,仍继续筹办南洋劝业会,最终使其在1910年6月5日顺利开幕。北京景泰蓝由于在我国工艺品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占市场份额等因素,在南洋劝业会设有专门场馆。

通过在欧美、亚洲各地的博览会宣传,珐琅器在当时已经成为著名的中国工艺品,深得海外各界人士青睐,形成“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各国求购景泰蓝”( 北京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贸易合作类《特种手工艺基本情况》档号:004-002-00027北京市档案馆藏,时间:1949-01-01~1949-12-31)的局面。而且其销路也较为广泛,主要以欧洲国家为主,如德国、法国以及俄国。

​中国掐丝珐琅器物   刊于《1862年伦敦世博会上的工艺美术与雕塑佳作》

民国之后,珐琅器在1915年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再次大受欢迎(图7),市场逐渐拓展至以美国为主的美洲国家;由此,珐琅器的全球市场格局基本成型。

珐琅器参加博览会的历史基本上与博览会本身的历史相同。在晚清洋务运动、百业待兴的背景下,珐琅器作为来自宫廷特种工艺,代表了最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经由民间及官方的各类手工艺作坊生产后,在全世界的博览会中展出、销售。这直接培养了海外消费群体,并逐渐形成了海外珐琅器市场。

珐琅器在各类博览会中的表现,是中国工艺品走向海外的一个典型代表,在近百年的参加博览会的历史中,以珐琅器为代表的中国特种工艺品从宫廷走向民间,成为1949年后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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